运用这一方式，只要加上国别，比如中国，或者加上什么具体事项，比如预算法治，我们就能够大致实现符合所谓现实语境的确定化的要求。

参见陈冀平:《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对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政治引领》 (《人民论坛》2018年4月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厉行法治、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推进法治改革、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新的伟大实践中，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内容涵盖了法治和依法治国的全部理论要素和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学理支撑、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再如，通过关于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根据宪法精神和有关法律原则，采取创制性办法及时妥善处理辽宁贿选案，维护了宪法和法律权威。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1)?我国宪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明确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证。三、习近平新时代宪法思想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习近平新时代宪法思想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宪法思想源于五千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源于我们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源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追求民主共和、制宪行宪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清晰的历史逻辑。现行宪法之前的四次修改，反对票和弃权票均高于本次:1988年:22票反对、16票弃权;1993年:8票反对、36票弃权;1999年:21票反对、24票弃权;2004年:10票反对、17票弃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如一个人如果被肢解之后就不成其为人一样，如果有人硬要把宪法的所有要素肢解开来，作出有无法律效力的区分，那么当把宪法的标点符号、数字、文字、段落等分解出来后，宪法本身就不复存在了，更谈何宪法及其序言的法律效力。这9项指数基本涵盖了法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考查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独立的第三方开展法治指数评估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客观性。(二)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对地方法治指数展开评估 评估地方法治指数在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以及公开性等原则的指导之下应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构筑起科学、客观，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评价方式。当一个地方的法治程度可以被度量的时候，就为政府和公务人员在法治建设工作的努力方向提供了明确指引，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可量化评估、客观性分析和可比较性研究提供了可能{7}。[1]该指数列出了法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然后对各项基本原则的贯彻和落实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量化考察指数。

遵循可比性原则的突出意义就在于通过比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从而妥善解决。不过，地方法治指数建设不能陷入盲目误区，将其视为各地方法治建设军备竞赛的产物。

那么，科学准确、客观真实地反映测量地区法治建设情况就需要借助于可以量化的法治指数评估体系。在法与社会发展方面，各地方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法制宣传渠道，广泛宣传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营造法治建设的良好氛围。首先，地方法治指数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出不同地区贯彻落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情况，可整体展现当地的法治概况。法治指数必须反映当地法治建设实际，通过客观、科学的考核能够还原法治建设全貌。

应当说，近些年来我国各地方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通过落实中央依法治国总体方略以及开展地方法治建设创新性举措，地方法治面貌发生较大改变。【摘要】 法治指数作为评估当地法治状况而兴起的一种实践法学研究方式，俨然已经成为当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围绕地方指数的评估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以求评估过程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6}这也阐明了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作用，契合了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二是法律的制定应当审慎、具体、公正，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3]参见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3]由此可见，法治指数评估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法治指数构建符合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7]可以看出，各地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实践多以法治政府建设指数作为基本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地方法治建设实际构建评估框架，既体现了评估指数的原则性，同时也富有灵活性，体现出了地方特色。

1个法治指数，是以数字方式对年度余杭法治发展水平进行最直观简练的评价。在此背景之下，地方法治指数的全面运行必然能够将法治建设推向新的高度，进一步明晰党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建设中权力(权利)和责任(义务)的内容与界限。评估环节则需要科学的评估方法对指数体系进行客观的考量。(二)立法发展 设置立法发展指数体系的目的在于考察当地立法机关深入学习和贯彻依法治国理念的情况。该指数体系涵盖了立法、行政、司法、私法行为、法律执行、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等七个方面。一般说来，依托于法治指数所构建的一整套法治评估体系能够将政府、公民以及社区这三类不同主体紧密结合，形成法治建设的合力。

[4]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再次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法治指数的功能日渐凸显。具体来说，评价方式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第一，考核地区自评。

余杭指数作为我国法治指数评估的先行者，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法治评估必须在公开的环境下开展，这是地方法治指数构建有效性的前提。

二、构建地方法治指数的时代背景 (一)法治指数迎合当前法治建设的时代主题 通过法治指数推动法治建设对我国而言是新的尝试，新的契机。从地方法治建设角度看，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法治建设，将法治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予以部署和开展。

法治指数量化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地方法治建设的现状，各地逐步开展的法治指数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有效模式，成为完善我国地方法治建设的助推器。社会治理方式 一、法治指数发展溯源 法治指数，即是法治量化的评估指数，其是根据评估当地法治状况而兴起的一种实践法学研究方式。法治建设不能脱离于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治建设才能够有正确的方向，才不会有失公平公正，才不会背离人民群众。地方法治指数应通过相关指数对该项工作的开展予以检验。

以三维立体的角度，全面剖析了余杭地区的法治建设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余杭特色，这种科学理论和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的法治建设工作中属于先行者。另外，规范和提高地方法律服务水平也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基层法律服务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指数体系同样包含对地方法律服务现状的评价，由此能够准确掌握当地法律服务现状。

(四)司法公平正义 设置司法公平正义指数体系的目的在于全面考察当地各级司法机关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情况。(二)法治指数评估在全国各地有序开展 在全面坚持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法治指数建设成为我国各地区政府法治工作的重要一环。

如深圳市2008年制定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数体系》。四、地方法治指数评价体系应涵盖的基本内容 (一)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并将其写入党章。

我省各级司法机关紧紧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向开展司法工作。科学性应全覆盖于地方法治指数构建的全过程，既包括指数体系的设计，也包括量化评估过程。针对地方法治指数运行中所发现的当地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顽疾，可以追本溯源，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使得地方法治建设工作能够更加健全、完善，有的放矢。{9}立法机关通过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以结合当地实际经济、人文、社会情况为出发点，以改善当地法治化程度为着力点，切实发挥地方立法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

钱弘道教授对此深入剖析道：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法治评估所具有的工具理性特色与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构模式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以地区为基础展开的地方法治评估应在一定范围内伴随法治建设的推进得到推广和应用。总之，开展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工作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加快地方法治建设的步伐。

吉林省近些年来积极改进司法工作，作为全国司法改革的首批试点改革省份之一，在司法改革中我省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其次，通过地方法治指数细分指数的设计和考察，可了解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法治实施情况，从而为完善法治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5]参见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上述省市也都陆续制定了本省市的法治政府评估体系。